良渚：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

　　反山玉琮王

反山嵌玉漆杯

良渚古城出土獸面紋陶器

瑤山龍首紋玉鐲

良渚古城三重結構

匯觀山三叉形器

匯觀山玉璧

匯觀山玉鉞

　　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年-4300年，主要分布在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在良渚古城遺址發現之前，考古界未曾敢想，5000年前的中國先民會建造出如此大規模的城市與水利工程。英國知名考古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曾因為良渚古城的發現而表示，“中國新石器時代是被考古學遠遠低估的時期”。2019年7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持續80余年的良渚考古研究證實：良渚古城作為良渚文化的權力與信仰中心，以其規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復雜的水利系統、等級差異懸殊的墓地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在5300年-4300年前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區域性早期國家。良渚遺址，也因此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1 何為良渚——

　　良渚古城的發現與研究

　　我們今天獲知的一個真實來源的良渚文化，實際上經歷了一個非常長的發現和研究歷程。1936年，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鎮一帶發掘和調查了以黑陶為特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共發現12個遺址點，并出版了《良渚》一書，這成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發端。1959年，考古學家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后，學界逐漸開始了解這一文化的種種個性特點。

　　1986年，在“良渚發現50周年”會議上，考古學家王明達提出“良渚遺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點多達四五十處”。同年，考古工作人員在余杭反山遺址發掘出良渚文化的高等級墓地，此次發掘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精美玉器，超過以往發現的所有玉器的總和。尤其在12號墓（M12）的“玉琮王”和“玉鉞王”上發現了完整的神徽形象，對解讀良渚玉器的紋飾內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986至2006年，以反山、瑤山發掘為開端，考古工作者對莫角山宮殿區、塘山水壩及文家山墓地、卞家山遺址持續發掘，逐步形成對遺址的整體性認識，并提出了良渚遺址群的概念。

　　2007年至今，自確認良渚古城城墻后，良渚考古進入功能明確的都邑考古階段，在這一階段，科技考古被大規模引入。2009年，古城東南部的外郭被發現，此外，考古工作者還在古城西北山間發現高壩系統和水利系統高壩的溢洪道。2011年開始，考古工作者利用遙感技術發現了平原低壩，從而揭示出良渚水利系統的完整結構，逐步形成對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統的整體認識，劃定了完整的保護邊界。與此同時，良渚古城中心區域的主動性發掘和精細勘探也在不間斷地開展，目前在18平方公里范圍內已無空白區。

　　2019年7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對良渚古城遺址突出的普遍價值、真實性和完整性給予高度評價，宣布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良渚古城遺址發現、發掘和申遺成功的背后，體現的是80多年來一代代考古研究和保護管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中華文明探源不斷更新，站在新的起點上，考古界對良渚文化的認知也逐漸走向更加開闊的新階段。

　　2 良渚古城——

　　宮城之盛顯現國家形態

　　今天，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有8個故宮那么大的良渚古城。它分為宮殿區、內城、外城三重結構，有宮殿與王陵，有城墻與護城河，有城內的水路交通體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統，作為都城，其規格已綽綽有余。歷時性研究表明，良渚古城的建造十分有序，其中內城、水利系統、宮殿和王陵建造于5000年前，外城郭則主要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良渚古城的規劃設計視野宏大，建造技術科學，令人嘆為觀止。

　　良渚古城城址區的選址具有明確的規劃思想，古城位于三個山體之間大體居中的位置，中心為30萬平方米的宮殿區，其次是300萬平方米的內城，最外圍是600多萬平方米的外郭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城、內城、外郭”三重結構的濫觴。

　　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城內的河道總長度達32公里，多為人工河道。內城城墻共發現8個用于溝通城內外水系的水城門，只在南城墻發現1處陸城門。古城內劃分了完整的功能區，包括最中心的莫角山宮殿區、沙土廣場、倉儲區、作坊區等，多個功能區的配合，保證了良渚古城的正常運行。

　　良渚古城外圍的大型水利系統由山前長堤、谷口高壩和平原低壩組成，形成13平方公里的儲水面，庫容量可達4500萬立方米。這一水利系統，一方面可以防洪，保護良渚古城，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調水、灌溉和運輸等功能。從古城北面的塘山長堤的東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壩，距離為11公里；從最北端的石塢壩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壩，距離為5.5公里。從良渚古城的中心到蜜蜂弄壩體，直線距離約10公里。

　　良渚古城作為整個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族群的都城，其選址定在山地向平原的過渡地帶，應是考慮了交通、資源、觀念三個方面。

　　良渚古城位于一個南北約20多公里、東西約40多公里、面積約1000平方公里范圍的C字形盆地。古城南面、西面、北面以及東南面都被天目山的支脈所包圍，在盆地的西北部平原上，還矗立著以大雄山為主的一組群山，它們與北面的大遮山之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因此可以說，良渚古城選址西、北、南邊三面環山，東邊是開放的平原，既能保證安全，又有方便的交通，同時還體現了一種“居中”的理念。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長江下游地區，該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降雨量充沛，湖塘、沼澤、河流密布，適合野生稻生長和水稻種植。業已發掘的考古遺址的植物遺存調查結果顯示，該地區的稻作生產貫穿新石器時代始終，進入良渚文化晚期，稻作農業生產已經相當成熟，主要表現為馴化歷程基本完成，生產規模大，產量高，稻米成為了先民食物的主要來源。余杭茅山遺址發現的以紅燒土鋪田埂的古稻田，使我們認識到良渚文化的水稻生產已經是一種大規模的生產方式，農業的進步為良渚文明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人類與地理環境的和諧發展，使人們獲得了大量的生活物資，以家庭所有制為基礎的私有制的出現，為良渚文明因素的發展提供了土壤，以良渚古城為標志的早期國家機構的率先出現，與此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講，良渚古城也是良渚基層聚落居住模式的一種放大版。良渚時期形成的分布密集、規模小、以自然水域為界限的聚落特征被繼承下來，直到現在太湖地區農村仍保持著這樣的格局。

　　無論是規模的宏大，還是城市體系的復雜性，或是建筑的巨大工程量，都表明良渚古城不亞于同時期的古埃及、蘇美爾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級的墓葬與玉禮器的發現，也證實良渚時期甚至已經出現統一的信仰和森嚴的社會等級分化。如今學術界已普遍認為，良渚已進入早期國家社會。

　　3 良渚文化——

　　對中華禮制文明影響深遠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權為紐帶的文明模式。良渚玉器文化達到了中國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良渚神徽的完整形象或簡化形象在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玉器上都有發現，且表現極為一致，應該是良渚人的統一信仰。

　　在良渚人的觀念里，玉器主要用來祭神并作為權力與身份的象征，是標明身份的禮器。玉禮器的造型主要源于對神徽主題的表現。良渚玉器的主要種類有琮、璧、鉞、冠狀器、三叉形器、錐形器、玉璜等，玉琮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每件玉琮上都刻有神徽圖案。玉鉞作為權杖，是王權的象征，甲骨文中的“鉞”字即源于玉鉞的象形。良渚玉鉞的把端裝飾及反山M12玉鉞上雕琢的神徽圖案，顯示了神權和王權的結合。

　　玉璧是良渚文化大型玉器中數量最多的一種玉器。在良渚文化早期，玉璧主要是以玉事神的一種禮器，但在良渚文化晚期，玉璧則顯得越來越重要。良渚人所發明的玉琮、玉璧等最終被納入到了商周時期的六瑞玉禮器系統之中。

　　石器在良渚人生產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良渚遺址中均有大量出土。根據使用功能上的差異，良渚人選擇不同石料，制作了品類繁多的石器。良渚時期出現的石器，有與漁獵相關的石鏃、網墜等，與農耕相關的石鐮、石犁等，與木作相關的石錛、石鑿、石斧等，與紡織相關的紡輪等，與石器加工有關的礪石等，還有后來主要作為禮器的石鉞等，基本覆蓋了良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類型的石器，在材質上也存在較大差異，反映出了明確的選材偏好。比如說，石鏃、紡輪的材質大多數是泥巖，石鐮、石刀中出現了很多的斑點角巖，而石錛則主要為硅質巖。此外，根據最近幾年的研究，良渚古城及其周邊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中，有相當一部分并非就地取材，而是可能來自直線距離一兩百公里以外甚至更遠的地區。這說明了當時很可能存在某種與石器加工鏈有關的商品流通和貿易網絡，也表明了良渚時期可能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經濟體系。

　　良渚文化的陶器按照陶質陶色劃分，主要有黑陶和紅陶兩種。良渚陶器的種類和造型的多樣化，與同時代相比是比較豐富的。但良渚陶器的表面一般沒有裝飾性紋飾，素面與表面的光澤，應該是良渚人的審美追求，這與他們對玉器、漆器的質感追求是一致的。目前主要在良渚古城周邊以及貴族墓葬中，發現了一些良渚文化晚期的細刻紋陶器?？碳y的內容也一般不是簡單的裝飾紋樣，綜合出土的刻紋陶器紋樣，主要可歸納為獸面神徽圖案、變體鳥紋、變體龍紋等。

　　良渚人的墓葬顯示出明顯的等級分化，目前已發現的良渚墓葬起碼可以分為四級：第一等級墓為反山和瑤山墓地，莫角山宮殿區以西是城內的王陵和貴族墓地，其中反山墓地也是迄今為止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級的墓地；第二等級墓為姜家山貴族墓地，此類為高等級貴族墓地；第三等級墓為文家山貴族墓地，位于外城，為低等級貴族墓地；第四等級墓為卞家山墓地，也位于外城，共發掘66座墓葬，都是等級較低的平民墓葬，是一處公共墓地。

　　在良渚古城發現后的十幾年考古工作中，我們在這片土地上普遍發現有1米多厚的洪泛層，因此我們逐漸認識到在距今4200年左右，杭州與余杭所在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發生了滔天洪災。在錢塘江潮的推波助瀾下，大量的泥沙涌入杭州盆地無法退去，良渚古城直接在這場洪水中消失了，但良渚文化在這場洪水之前就已經轉化成錢山漾與廣富林文化了。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對同時期和更晚的龍山時代及周邊文化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分布范圍達到大半個中國，如山西陶寺遺址中的玉琮、陜北延安蘆山峁、神木石峁的玉琮，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玉琮等，都是源自于良渚玉文化。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許多夏商周時期的遺址中，也發現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由此可以看出中華禮制文明對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繼承。

　　4 良渚文明——

　　展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進程

　　總有人問我們：良渚古城申遺的最主要的意義是什么？

　　我們的回答是，大約在距今5000年，人類社會開始進入國家文明階段。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都是在距今約5000年進入國家文明。而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證實5000年前古老中國已經進入到文明階段。

　　我們知道大禹治水是中國國家產生的象征，根據《史記》記載推算，這個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100年，也就是距今4100年。2007年發現的良渚古城距今約5300年-4300年。它的規模、墓葬等級以及玉器反映的信仰等，都足以證明它的社會已經達到了國家形態，證明良渚也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文明階段，大體與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處于同一時代。所以，一句“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就是對良渚申遺的意義最生動的闡釋。

　　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來講，每一個考古學文化只存在一段時間，當然，一個考古學文化轉化為另一個考古學文化，并不等于說這個文化消失，而是文化的表現方式改變了。中國歷史和文明是不曾斷過的，良渚文化經過千年的發展演變，最終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提供了實證。我們從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走向和形成過程。

　　在良渚文化中，雖然尚未發現文字系統，但那些鐫刻在玉禮器上的標識，極大程度地統一著人們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會超強的組織管理能力，透露出當時一定存在著某種與文字相當的信息傳遞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發現，使良渚文明的確立一錘定音。

　　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后，良渚古城遺址長期、系統的考古工作仍在繼續推進。如今，盡管學術界對良渚文明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已有了比較高的評價，但作為一個復雜的史前文明，現在還只是揭開了良渚文明的面紗，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化，我們仍需立足田野，繼續加強相關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和研究工作，掌握盡可能多的良渚文明的歷史事實，揭示其形成、發展、演變、衰落的發展規律，歸納其文明模式和特點，理解其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過程中的作用、地位和特點。

　?。ㄗ髡邉⒈笙嫡憬髮W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張依欣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館員）（本文圖片均由劉斌提供）

作者：劉斌 張依欣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

　　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22-01/07/content_20445.htm